刘邦与项羽之争，其胜败之因，古今纵论不一，而我们则不妨从宿命论中找出楚汉争霸的胜负缘起。
从蔑视始皇帝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权主义，到垓下失利四面楚歌时“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悲壮绝唱，再到乌江岸边放弃东山再起机遇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自暴自弃，项羽的一生充满神秘和悲壮，是一位消极的宿命论者。从崇拜始皇帝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英雄主义到衣锦还乡时“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洋洋自得，再到中矢命危时“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的临终感言，刘邦的一生神秘而高亢，是一位积极的宿命论者。同为宿命论者，改造命运的态度不同，其所开辟的事业天地则迥异。
或受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熏染，刘邦和项羽同为宿命论者，而前者的唯心主义思想更为强烈。刘邦出身低微，但“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史记·高祖本纪》)，一副帝王的怪异模样，以至于嗜好酒色而又穷困的他在酒店赊酒时也能够享受“折券弃债”的免费服务，亦能够轻易地娶到吕公的女儿。再加上相面老父的夸赞，特别是神乎其神的“挥刀斩白蛇”的故事传开后，刘邦更加相信自己的高贵命运，“乃心独喜，自负”。《史记》绘声绘色地记述说，秦始皇感觉到“东南有天子气”，就在东游时特感不爽，“因东游以厌之”，刘邦也有点自疑，于是“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但他的老婆吕氏每次都能准确地找到他，刘邦很奇怪，询问个中缘由，吕氏回答说：“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意思是说，你是龙，你在哪儿，哪儿就会聚有龙云，所以只要沿云气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虽然三十而立之年才谋得一个小小的亭长，但也不妨碍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的尊贵与威仪后兴奋不已，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也许正是在这种“帝王之尊”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和催生下，刘邦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走出困境，逃离死亡的威胁，面对数次劫难都在幕僚的谋划下化险为夷，最终成就千古帝业。
与刘邦不同的是，项羽乃将门之后，也有取代皇帝的雄心壮志，具有称霸的勇气和实力。他“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已惮籍矣”(《史记》)，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他初次出道，就能在叔父项梁的谋划下一举斩杀会稽郡守，又独自攻襄城，拔而坑之。即使在叔父项梁死后、楚怀王令宋义为上将军北伐救赵而犹豫之时，他仍能果断出击，先杀宋义后奋勇当先，在诸侯观望暴秦宰杀赵国的关键时刻铤而走险、破釜沉舟，打败强秦威震四方，以至“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在频繁的征战过程中，项羽几乎很少失利，仅用三年时间就消灭了强秦，号令三军，分封诸侯，成为名副其实的霸王。即使在斗智斗勇的楚汉战争中，他也长期占据优势，在战争后期“汉兵蛊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不利形势下，刘邦也不敢贸然强攻，而是结下和约，划定楚河汉界，直到刘邦听从张良、陈平之计负约追击东归途中的项王“至阳夏南”，仍被打得大败，“楚击汉军，大破之”。
令人费解和扼腕叹息的是，项羽在垓下率800余人冲出四面楚歌的包围圈，又率28骑突破数千汉兵的再次包围，已经逃到乌江岸边，渡江的船只也已备好，完全可以脱身，但他却选择了自杀。一方面，项羽在辉煌的征战生涯中吃败仗的次数很少，偶尔失手、即使是惨败也属兵家常事，何况逃生的机会就在眼前；另一方面，当时的项羽年仅30岁，正当青壮年，东山再起的时间和道路都很长。在这种情势下，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优势却无端生出“天之亡我”的慨叹，选择自暴自弃，不去考虑全身而退，卧薪尝胆，图谋长远发展，而是高呼“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主动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项羽是一位外表强健、内心极端脆弱的消极的宿命论者。
相比之下，刘邦多次濒于绝境而不衰，足以看出他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也许会有人质疑说，刘邦在被流矢射中后，放弃治疗，并发出“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的论调，这不也说明他的消极态度吗?事实并非如此。第一，纵观刘邦的一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占据主流和主导，第二，刘邦临终已届古稀，第三，刘邦只是被流矢击中，箭伤并无大碍，不久伤愈，“幸上病愈自入谢”，第四，刘邦中矢后很快对汉家天下的后事进行了周密妥善的安排，萧何之后“曹参可”，曹参之后“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高祖本纪》)。
二
项羽自跟从项梁杀会稽郡守而拜为“裨将，徇下县”开始，拔襄城、斩李由、诛宋义，破釜沉舟救巨鹿、攻城略地灭暴秦，一路杀来，“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在其威震诸侯、纵横捭阖的征战过程中，也渐渐养成了独断专行的性格特征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霸权作风。而刘邦出生山野，从一开始，沛令主吏萧何即认为“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他会吕后、应陈涉、从怀王、人关中、鸿门脱险、楚汉大战、决胜垓下、尊称帝王，一路走来一路风尘，始终在萧、曹、张等谋士的精心谋划下，不断化险为夷、壮大称孤，在其个人英雄主义的背后充溢着集体智慧和团队精神，以一己之力对抗集体智慧，仅从这点来看，项羽的失败是必然的。
刘邦和项羽的出身有很大不同，前者虽被描绘成人神杂交的龙子龙孙，而实则布衣之家。甚至于“常从王媼、武负贳酒”，后者则为将门之后，“世世为楚将”。刘邦从一开始就依仗一帮狐朋狗友，项羽则跟从叔父项梁。但是，他们最初出道都具有很强的偶然因素。
陈胜起事后，很多郡县响应，“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刘邦所在的沛县县令也准备谋反，萧何、曹参则共同建议招收逃亡在外的犯人，由这帮无所顾忌、百姓比较畏惧的“流徒”来胁迫、主导叛乱。作为已拥有“数十百人”的流徒首领，刘邦是最好的人选，于是县令派樊哙去找刘邦，等刘邦赶来后，县令又后悔了，“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还准备诛杀萧、曹二人，于是萧何、曹参逃出城外，投入刘邦怀抱。耐人寻味的是，刘邦并没有直接率队攻城，而是通过“书帛射城上”，怂恿城中父老“率子弟共杀沛令”，然后礼让再三，荣任沛令，开始了拉起大旗反抗暴秦的征战道路。
项羽的出道，主要仰仗其叔父项梁。项梁本为楚将，但因罪案受牵连，又因杀人，才被迫带着项羽逃亡吴中。陈涉在大泽乡起义后，项梁设计让项羽杀掉了会稽郡守，毫不客气地自立山头，项羽也跟着谋职，“裨将，徇下县”，开始了反秦自立的征途。
相比较而言，项羽的战功比刘邦显赫得多：
第一，能够和强秦抗衡、号令三军的只有楚国，而楚国的大旗是依赖项羽扛起来的，最先起义、具有很强感召力的陈胜战死后，项梁按照“素家局，好奇计”的范增建议，把原楚怀王在民间“为人牧羊”的孙子拉来做大旗，立为楚怀王，成为诸侯当中颇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后来楚怀王拜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不久又“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但楚怀王的地位得以保证主要依仗项氏的实力，特别是在项羽杀掉上将军宋义、破釜沉舟救赵败秦之后。
第二，刘邦的“汉”是项羽分封的，虽然刘邦率先人关，但其人关的前提和基础在于项羽对秦军主力的牵制。项羽击败秦军主力进军咸阳，刘邦无力阻止，鸿门宴上险些丧命，之后项羽急于还乡，托义帝怀王之名分割天下，分封诸侯，“立沛公为汉王”，并将关中沃土一分为三，钳制汉王刘邦。
第三，击败暴秦主力的也是项羽。巨鹿之战，“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一举击败秦军，不但给秦军以重创，迫秦将章邯、长史欣弃秦投诚，而且震动了诸侯，树立了号令天下的权威。之后，项羽所向披靡，“行略定秦地”。
但纵观项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其一意孤行的霸权作风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最终注定了他的悲剧结果。
或许因为缺少温暖的父母之爱，或许因为祖上传承下来的刚烈秉性，项羽少小跟从叔父项梁时就固执己见，“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叔父发怒，他辩解道：“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就)学万人敌。”项梁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不久“又不肯竟学”。项梁战死后，他武断地杀掉上将军宋义。自立得手后，这种固执、武断的作风就更加明显：先是不听范增劝谏，鸿门宴上错过了除掉最大对手刘邦的机遇；在火烧秦宫后又不听劝告，主动放弃“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的关中，急于东归故土，并“烹说者”，武断地杀害劝谏者，失去了可以君临天下的地域优势，在军事最强盛时期，他又武断地逼走义帝，致使“其群稍稍背叛之”，后来又将之杀害，更犯众怒。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兵败，尤其是在彭城之战中，刘邦大败，诸侯也都“复与楚而背汉”，刘邦几近绝路，“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在这种情况下，范增提出要乘胜追击彻底灭掉刘邦，可项羽竟中刘邦离间之计，逼走范增，致其“疽发背而死”。尤其痛心的是，直到最后，乌江亭长声情并茂地劝他坐船逃走，人情人理地规劝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项羽最终又武断地否决了规劝，选择自刎，献出了自己的千里马和千金头，失掉了最后的涅槃机遇。
此时项羽自暴自弃的悲壮与他当初见到始皇帝时欲取而代之的豪壮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被围困时的果决，他被追击时的勇猛以及他素日的辉煌与刚烈都没有成为他下一步重新崛起的资本，反而铸就了他一意孤行的极端秉性，最终导致他这颗军事明星过早地陨落。从深层次来看，项羽积极的军事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消极的宿命论灵魂。
刘邦比项羽幸运得多。他出生平平，但豁达乐观，好交朋友，“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其奇怪的相貌特征加上“常有大度”的举止，迎合、顺应了科技尚不发达的、当时普通百姓渴望济世“天子”的心态和江湖文化，因此，虽然大器晚成，刘邦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从县太爷到名望较高的吕公，甚至于江湖相面先生、流寇犯人都对他情有独钟、尤为垂青。
从沛县起事开始，刘邦的周围始终有一个智囊团和一批追随者，其中既有智慧超群的谋士，又有智勇双全的将军。刘邦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按照自己的目标规划整合、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很少需要他自己直接去冲锋陷阵，这同时也为他更好地决策、谋划贏得了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而项羽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视野必然存在分野。
尤为重要的是，刘邦在采纳、利用幕僚资源的过程中屡次获胜，数次化险为夷，不断发展壮大，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利用资源、广泛纳谏、从善如流的个性品质，坚定了他一统华夷的信心和信念，这些都正是项羽所缺失的宝贵经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刘邦的个人英雄主义特质，他能够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智慧和团队精神结合起来，化人为己、为我所用，使得个人英雄主义不但没有桎梏其发展，反而成为他节节胜利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恰恰反映了他这位宿命论者的积极一面。这又与项羽形成鲜明对照。
项羽、刘邦均为有志之士，皆致力于剪除暴秦、再造新天，但前者率性而为、有勇无谋，常躬身自奋，囿于眼下利害而渐去长久之道，后者则隐忍善变、斗智谋术，常借他人之力度个人之利，花更多精力考量其前途规划。一直一曲、一实一虚、一低一高，无论性格的曲直，权谋的虚实，还是志向追求的远近高下，胜负的天平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明显倾向于刘邦。因此，两者在总结个人功过时，项羽自诩战功，“未尝败北”，将灭亡归罪于天；刘邦则津津乐道于善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子房、抚百姓给馈饷的萧何、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相对于刘邦的大器晚成、成熟老练，项羽则少年得志、志满意躁。他俩出山之初都曾使性逞凶：刘邦趁酒兴“挥刀斩白蛇”，赢得“天子”的神话；项羽按叔计“拔剑斩守头”，获得会稽“裨将”的职位。但刘邦不过是酒后的一时狂放而已，在其一生中很少有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包括称帝后诛杀大批近臣良将都采用了不同的计谋手段，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阴谋老道。项羽则刚烈暴躁、率性而为，眼不容沙、气不容人、量不容事，表现出一位年轻军事家的气魄和短识。
项羽的叔父项梁战死后，秦威大振，又举兵伐赵，楚怀王十分惊恐，“从盱台之彭城”，亲自分兵派将，拜宋义为上将军北上救赵，令他人关抄秦军后路，与诸将约定“先入关者王之”。此时的形势对项羽本来十分有利：救赵有上将军宋义，他只需做好“次将”的工作即可；人关则可视具体情况择机行事。但他没有沉住气，在诸将惧怕秦军不敢先人关的当头，他因“怨秦破项梁”，主动请缨“愿与沛公西入关”。不过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怀王的老将们对他很不信任，认为“项羽为人剽悍猾贼”，并举例说项羽在攻破襄城后坑杀百姓，“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最后决定派宽厚爱民的长者刘邦前往，项羽素来的勇猛善战没有得到认可，其剽悍率真的本性却被解读为令人生畏的鲁莽无知，失去这次率先破关的机遇。
不仅如此，项羽在被任为救赵次将后就因见解相左、看不惯上司宋义的言行而迫不及待地将其斩于军帐之中，虽“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实则把自己推向风头浪尖，也无形中造成了他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隔阂。应该说，项羽的直率和勇猛在战争初期的确为他收获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和个人威望：巨鹿之战，他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兵少将寡、诸侯又“皆从壁上观”的不利形势下，破釜沉舟一举大破秦军，声威大震，“杀苏角，虏王离”、“诸侯皆属焉”。紧接着，他又大败秦名将章邯于汙水，迫其倒戈。但他在这次对秦战争中直截了当地坑杀20余万降卒于“新安城南”，使他的功劳簿上沾满了血泪和仇恨。或因如此，他在攻人咸阳火烧秦宫之后便匆匆离开关中沃野，回归故里。
比较而言，刘邦则高明得多，他在先进入关中占得先机的同时，不但没有杀秦王子婴，而且接受了樊哙、张良的劝谏，“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既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又获取了民心，使他牢牢控制了富饶的关中地区。刘邦后来之所以能够最终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与关中源源不断的兵力和物质资源是分不开的。
项羽长期生活在军事斗争中，但他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战争经验，没有把握胜负的关键因素——民心所向，更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规划，往往是一听到不利的战报就“怒”或“大怒”，既而亲征。当沛公已破咸阳时，他马上“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当沛公左司马曹无伤激他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时，他又马上“大怒”，立刻表示要“旦日饷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但当鸿门宴上范增反复要他杀掉刘邦时，他却下不了手，充分显示了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识和软弱。当项羽听说刘邦已并关中、齐赵又反叛时，他又“大怒”，马上派兵遣将北伐，自己却上了张良的当没有直接出兵伐汉，只顾北上击齐，亲征至城阳，就在项羽北伐之际，刘邦趁机率56万大军偷袭其老巢彭城。项羽闻知，又仓促返回，大破汉军，追击刘邦至荥阳，这次甚至可以活捉刘邦，但项羽再次自弃良机，放掉了已成囊中之物的刘邦，气走了老臣范增。
项羽性格上的直率和政治上的幼稚在楚汉战争后期仍表现得淋漓尽致。成皋之战，项羽赶跑了刘邦，但未立足又领兵东击彭越，刘邦遂又收复成皋，与项羽形成对峙之势。项羽害怕彭越断其粮草，又没有破刘的更好办法，竟迁怒于刘邦的父亲太公。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斗争哲学的刘邦毫不理会，项羽则“怒，欲杀之”。当刘、项两军“相持禾决”时，项羽竟又想出了一个要与刘邦“单挑”的绝计——“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也。”从中可见项羽是如何的直白与幼稚，
项羽一生中打来打去，像救火队一般横刀纵马扑向异己者、逆己者、叛已者，除了打仗，他既拿不出多少符合民意的举措，更难以展示其政治蓝图和政治理想，他虽然接连获得军事胜利，但往往是前方取胜，后院起火，东边未定，西端再起，闹得他连一块稳固的根据地都没有，项羽动辄发怒、直截了当的性格特征，让我们觉得他称霸诸侯的目的不是要完成某项使命或政治理想，倒像在斗气或逞能。灭秦分天下之后，他本来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军事优势和政治资本，但很快就迫不及待地放逐义帝，继而又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之除掉，结果是事业未成而企图若揭，受到诸侯、百姓的一致声讨。
刘邦则完全不同，他机谋善变，油滑老道，在军事实力较弱的初期，尽量避开锋芒，用争取民心的政治手段弥补军事上的差距，在关中默默耕耘、经营，获得牢固的后方根据地，在势力稍强之时，逐步扩张，乘项羽之虚直捣楚都彭城，在划定楚河汉界之后，采用留侯陈平之计果断地撕毁协议，追击已回撤的项羽，被项羽杀个回马枪难以取胜后，他采用张良计拉拢韩信、彭越出兵援助，最终大败项羽于四面楚歌的垓下。
可以说，项羽是一位性格刚烈、坦荡的杰出军事家，刘邦是一位刚柔并济、务实的杰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