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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在上海的里弄像一阵风一样游荡着。短发而精干的外婆让我去寄一封信，告诉我在信封上贴上“龙头”投进邮筒。我认为那是邮票，但外婆固执地告诉我那小小方方的叫“龙头”。后来代售邮票的阿姨告诉我说，这么小的孩子那么老的叫法，应该叫邮票。我才知道“龙头”这个称谓的缘由，那是大清国时期一些地方对邮票的俗称。
1983年我已经11岁了。我热烈地爱上了看报纸，那时候的《新民晚报》一共才四个版，送报纸的女邮递员推着自行车从弄堂里走过。她把报纸像丢飞镖一样扔向每一扇大门，快捷得让人眼花缭乱。她穿着邮政制服，身材匀称，步履轻捷。这让我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长大后要当一名邮递员。
1983年我在上海和诸暨乡下一座叫丹桂房的村庄穿插居住，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候鸟。村子里的脚踏车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镇上最著名的邮递员骆炎来了。他是个矮壮而憨厚的男人，因为他是有“工作”的人，所以娶到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他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墨绿色制服，脚蹬一辆免费的邮政脚踏车，不急不缓地骑行在乡村的泥路上。
我当兵退伍回到村庄的时候，骆炎已经退休了。他骑着那辆邮政车到村里，给一些特别熟的人发了一次喜糖。原因是她的女儿不仅顶了他的职，到枫桥镇邮政营业所工作，而且还嫁人了。这正是双喜临门，双喜临门使骆炎看上去容光焕发，一点也不像一个退了休的人，倒像一个看上去想要去景阳冈打老虎的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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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在江苏南通一个靠近黄海的地方当兵，那个地方的名字叫环本。因为孤独的缘故，我不仅学会了抽烟和喝酒，还乐此不疲地给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写信。那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军邮，敲一个三角邮戳就可以让一封信插上翅膀回到故乡。有时候我也去环本镇上的邮电所寄包裹，那个穿墨绿色邮政制服的嫂子曾经帮我用线缝起了一个包裹。我一直站在旁边看，我觉得她很像是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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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无所事事，晃荡在杭州一个靠近运河的地方。我曾经得到过为一个叫“崇仁”的小镇写一本小书的机会。于是我装出风尘仆仆的样子到了崇仁。崇仁是越剧的故乡，越剧十姐妹中有八九个是从这个小镇走向大上海的。崇仁还是老屋的故乡，那儿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站在弥漫着古旧气息的崇仁，我以为回到了明朝或者清朝。而我久久不忍离去的是师姑巷一号，那个地方曾经是民国年间的崇仁镇邮政代办处。这是一幢中西结合的楼房，一共三层，大概有一百平方米左右。据说那时候的邮件，需要脚班运送，很大一部分是随着生意人的包裹一起带出。在通信和交通极不发达的从前岁月，一封信在路上辗转的时间里，可以发生多少的变故？
所以，我特别希望回到民国，我可以在这个代办处里上班。大家都知道，小镇是十分喜欢下雨的。我就撑着一把黑色的长柄雨伞，穿过小镇到这个代办所上班。然后进屋的时候甩掉雨伞上的水珠，换上干净的布鞋，泡上一杯茶，开始代办所里的人生。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可以把炮声隔得很远。平稳，安详，与世无争，然后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老得一塌糊涂了。
那次崇仁之行，我拍了邮政代办所的照片，还把我见到的代办所用小说语言写成了散文。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崇仁古镇的繁华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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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很久以前，我看过一部像电视散文一样的电影，叫《那山那人那狗》。这电影是刘烨主演的，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刚刚接班的邮递员的邮路生活，散淡得像一阵烟，却让我感到那么亲切。我现在越来越深入到了城市的核心，像一条虫子钻进苹果的内部。其实虫子是适合在桑叶或树干或其他叶片上生活的，有三四缕的阳光，七八颗的雨滴，萤火虫的偶尔飞过，以及不远处传来的阵阵溪声。所以有时候虫子也会幻想着另一种生活与世界。我一直在想，我被命运裹挟，被亲人、朋友、工作裹挟，被名利裹挟，被迎来送往裹挟，就成为了一个模式化的人，拎一只包，穿着不怎么考究但也不是质地很差的衣裳，推杯换盏的一套也非常懂得。
这就是我大部分的人生。
我们为什么不是邮递员的人生呢？为什么不是乡村邮递员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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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在一个夏天去一座叫枸杞的岛。在进入这座岛以前，我一直以为这座岛的正确写法应是“狗妻岛”，我在想怎么会有那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抵达这座小岛以后，我才了解到这座小得像一个袖珍王国的小岛上，有七名邮政工作人员。现在的所长，以前是用扁担挑着信件报纸四处投送的。据说他是一个劳动模范，我看到了他被紫外线晒成黑色的皮肤以后更加深信乡邮员的辛苦。
也据说这里邮政营业所的工作人员，都是岛上的居民。岛上没有交通规则，因为没有交警，没有红绿灯。我在想，要是岛上醉驾了，要不要受处罚？想了很久以后，我终于确定岛上醉驾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我又想，那些出海的邮政营业员的丈夫们经历长久的海上生活回到岛上以后，营业员要不要上班？
所长一拍大腿说，肯定放假。
我觉得这就是热气腾腾的活着就好的真实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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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很喜欢墨绿色的邮筒。它们孤独地站在街的一角，像一个永生的老人，仿佛经历了世事的沧桑。但是现在这样的邮筒越来越少了，我是愿意在春风沉醉的夜晚，或者是某个飘雪的清晨，与它作深情对望的。我总是这样想象，那么多的信件通过这个邮筒，抵达了四面八方，这人间有多少温情久久弥漫。
我曾经拥有过一盏墨绿色的台灯，底座是大理石的。我也有过一张墨绿色的布面沙发，我觉得坐在这上面特别地安静。显然这是一种对颜色的热爱，我觉得这样的颜色厚重、沉稳、旷达，更重要的是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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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之河不紧不慢地流向了远方。我打了一个哈欠，就从少年成为了青年。我再打一个哈欠，就从青年成为了中年。中年的时候我喜欢打瞌睡，喝小酒，以及和人吹牛皮，这大概是一种恶习。当然有时候我也很自律，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爱上了写小说。有一个小说叫作《麻雀》，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后来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选上了。这个小说会被一家影视公司搬上屏幕。这是一个谍战的故事，发生地在上海，而其中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陈深通过邮筒传递着情报。为什么情报不被泄漏，因为收信件的年轻邮递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后来，这个邮筒被炸了，因为邮递员发现了四面八方向他涌来的特务。他已经无法逃开，只能把随身带着的手雷扔进了邮筒，把所有的情报炸毁。
我固执地选择了邮筒作为此中的道具，是因为我觉得邮筒是有故事的人。
邮筒，是我墨绿色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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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着手指头计算，这几年我已经没有写过信了，也没有过和邮筒的长久对视。认识一些在邮政局上班的人，但是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穿着便装。我一直好奇地想，他们为什么不穿制服？为什么不穿呢？更多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码字、踱步、喝茶，仿佛是一头红着眼睛的困兽想着突围。
有一天傍晚，路灯已经开始亮起来了，我从单位出来，沿着保俶路往北山路走，看到了路边一只安静的邮筒。此时车流滚滚，红灯绿灯不停转换，人们行色匆匆。只有夕阳无限美好，披洒在墨绿色的邮筒上。我站在离邮筒一丈的地方，久久没有离去。
我知道这是与亲人的一场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