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是什么意思？
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人生要像天那样高大刚毅而自强不息，要像地那样厚重广阔而厚德载物。《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包容。这既是一种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也包含海纳百川的气度。厚德语出《易 坤》“坤厚载物。谓地厚而能载物。《后汉书 皇后纪赞》：“坤谓厚载，阴正乎内。”这是史书“典籍”中对这句话的概括，本人文薄学疏最初很难理解“德”和“物”到底有什么关系，认为德就是德，物就是物。德是一个人的品行道德，物是靠人力后天得来的，但古人又把它俩联系在一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开始分析，钻研，豁然开朗。首先“德”和礼仪有关系，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讲究“礼义”在“儒”家学说讲“仁、义、礼、智、信”在“道”家学说讲：“无知无欲、柔静不争”我对儒家学说理解尚浅，只能用道家学说粗浅的解释一下“德”在“名利与生命之间，身重于物”“祸莫大于不知足”，生命贵于名利”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是“虚境寡欲、退守无争”。人生的全部所为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难道不就是古人讲的“德”吗？现在人常说的“道理”解释开来就是道家的理论那么德不也是道理的一部分吗？
我现在来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失“德” 失“物”的道理，秦代第一个帝王嬴政横扫六合统一中原，自认为是功压三皇，德超五帝，为了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他给自己封为“皇帝”而且还想把自己的国家传给子子孙孙，以世来计，秦一世、秦二世、直到千世万世。他建功立业后不施“仁道”丧失“德行”焚书坑儒、摧残文化，修筑长城死人无数、筑阿房大动民力，建陵园广征民工（史书载动用了七十多万人）耗费无数财力和物力，使老百姓苦不堪言、虽然他也做过一些好事，但他对人们实行了残暴统治，伤失了德行，求长生却只活了50多岁，在秦二世的时候到处爆发农民起义后胡亥被赵高所杀，子女全部遇害。这样惨痛的后果不正是因为他失德的原因吗？所以他又怎能载住物哪？
另外，历史还会重演，隋朝皇帝杨广（史称隋炀帝）弑父夺权、荒淫无道，冷酷无情，每天声色犬马，杯不离口。靠残暴地压榨老百姓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他大兴土木来营建东都洛阳，工程浩大每月征调200多万民工，为了从江西运一根木桩，就需200人拉，到洛阳需几十万民工，很多人被活活累死。炀帝两次巡游乘坐几千艘华丽的龙船游玩。浩浩荡荡的船队，前后长200多里纤夫共八万人，隋炀帝在船上纵情声色，饮酒作乐，这样一个暴君不休“德政”最后各地纷纷起义，炀帝也被他的手下宇文化及用绳子给绞死了，儿子也被杀掉，他生前是如此显赫，死后却只有一口薄悺和一个很小的墓地作为安身之所（这失国的因与果和秦朝是何其相似），这同样是他不实“仁“而伤失“德”的结果，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是多好的预见哪！
我们在来举一正例，楚汉战争刘邦做了天子以后，他的儿子汉文帝除去秦朝的苛爆政令，简化法令，实德政恩惠于民，人人相安与民休息，修养生息。后来便出现了被人称道的“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他更是雄才大略，外击匈奴收复河套，内修政令安抚于民，并采用“儒学”去治理国家，这样在历代君王以德的感召下，大汉兴盛起来。成为富有的东方大国，他的财富可想而知，而他的统治也长达476年对后世也影响极大，现在的“汉服”、“汉字”、“汉文化”都是从那时积淀而来的，“与民休息”就是“德”的一种体现，他使人们安居乐业，所以他不但载住了物，而且流芳了千古。
通过以上几个实例的论证说明厚德是确实能载住物的，那么从中国美术史上来看厚德又是如何载住艺的呢？我列举以下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浙江人，擅长人物花鸟画，山水也很精到。所画作品均洋溢着自己独有的个性。笔墨蕴积，风姿卓越。张蒲山评他“在仇（十州）、唐寅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由此可见陈洪绶在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品德的修养，中国画家重来都是重视人品的修养，18岁的时候，陈洪绶便拜在理学名家刘宗周的门下进行修身养性的“修身”教育励志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后来他又同祁彪、黄道周等高洁之士交流，感时伤怀、以名节互相勉励。因此在明亡之后他们都不愿当遗民，并不与清政府合作。当清兵攻陷浙江时，陈洪绶不幸被俘。清军头目仰慕他的画名，用刀压在他脖子上逼他作画，他大义凛然，面部改色，坚决不画，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铮铮铁骨。人格即风格，陈洪绶在政治上的遭遇，对他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影响。他的绘画风骨峻削，简洁质朴，用线多顿挫转折，“森森然如折铁纹”具有浓厚的金石味，晚年他的笔法更为精到洗练，为了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陈洪绶往往在造型上作一些夸张的提炼，把人物最感人的部分突出出来，这样就使作品寓意更强，内容也更加充实。那么他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来源于哪呢？就是陈洪绶人品的高尚，这样他不仅载住了艺，而且使这个艺得以传承，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遗产。
另外除了古代的艺术家，中国近现代也有这样的画家，比如说从法国留学回国的，教育家、美术家徐悲鸿，他的画艺被广泛认可，他的教育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那么他是如何有这么大成就的呢？又是如何从画师变成大师的呢？就是因为徐悲鸿有高贵的人格品质，徐悲鸿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画，并从父亲口里知道中国古代艺术家是怎么励志“修身”的，所以徐悲鸿学成之后回国，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徐悲鸿靠卖画筹集战款，支援前线，为抗战的胜利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的善举使他积聚了德，这德当然就载住了艺。
中国近现代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在抗战时期，坚决不给日本官僚画画，这风格和气质也是厚德载艺的真实体现，所以他的艺术从画匠而变成了巨匠。也同样用高尚的“德”载住了博大的“艺”。所以说厚德是能载住物的，同样厚德也是能载住艺的。
厚德载物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
厚德载物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
在《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如果具有大地一样柔顺的品德和宽阔的胸怀，就可以容载万物了。因此，作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以成德而为行，臼可见之行也。”时时刻刻要把这种品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日常实践的行动，而不可有一时的疏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具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这当然讲的是封建社会的“德”及其践行的原则，但其合理的核心则世世代代被延续了下来，并且有了丰富和发展。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其中就包含着这个“德”的合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要把它见诸实际行动之中。否则，就成了流于形式的一句空话。要讲德就必须修業：要修業就必须讲究忠信。不过，我们今天是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德”字的，对“德”的理解更为宽泛和深刻，并赋予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它包含了“道德”、“品行”、“品性”，乃至“政治思想品质”等。可以说，它是反映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素质的“代名词”。
对“德”的历史理解和历史实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论观察哪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其人口多少，其文化的产生都与他们生存的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民族之间都要面对共同的生存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性特质”。在这种“共性特质”的作用之下，又使得各民族文化相互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中华民族“德”文化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德”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晶。今天，在社会生活过多地追求物质化、功利化、外向化和庸俗化而催发出来的社会道德的败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腐败问题的日益突出等许多现实问题面前，我们再来追溯中华民族“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重温各民族在创造“德”文化，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方面的经验，也许是一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事情。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先哲们都特别强调“立功”、“立言”、“立德”。“立功”是指个人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業。例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他们开天辟地，为历史谱写了新纪元，从而为子孙后代造福，这是立功的不朽。”①所谓“立言”则是指言论著作。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诗经》三百篇、藏族的《萨迦格言》、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都是“立言不朽”。所谓“立德”就是指人的道德品格方面的价值，诸如屈原、包公、文天祥、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等历史人物为国为民忠信精诚，品德高尚，立德不朽，都是被各族人民历代敬仰的英雄。“立功不朽”、“立言不朽”、“立德不朽”是人的生命价值在身体力行中得到的最高、最完美的体现。而“功”和“言”又是“立德”的基本要求，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立功”、“立言”。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德”文化建设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千辛万苦而愈加坚强、团结、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历史上，对于“德”文化的论述，主要有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德”文化做了阐释，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儒家强调“仁”为道德的最高标准：法家则强调“礼”为道德的最高的标准：墨家却强调“义”是道德的最高标准，而道家却强调“道”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其实，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德”文化中融合了“仁”、“礼”、“义”、“道”，以及“智”、“信”等诸元素，而不是某一个元素构成的单质体。儒家所谓的“仁”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并且以此为做人的原则，即“孝悌”是“仁”的根本。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能用礼呢?可见，“德”是“礼”的基础。具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区分“好人”和“恶人”，因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所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既然具有了仁德的品质，就知道什么人应该爱，什么人应该恨，并且会立志实行仁德，而实行仁德的人是不会作坏事的。以管仲为代表的早期的法家强调“礼”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且把它作为治国的“四维”之首(即礼、义、廉、耻)。他把“礼”定义为社会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注重于外在的规范形式，诸如国家制度、等级秩序等。而儒家注重“德”的内化，即通过教化，使人们具有仁义之心并转化为自觉的行为规范，而法家强调“礼”的法度化，使之成为引导、制约人的思想行为的规约制度。墨家强调的“义”也是和儒家不尽相同的。它强调的是“兼爱”，并以此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伦理原则。儒家却认为“义”是“仁”的延伸，即“义”是由“仁”规定的。所以，墨家所说的“德”的最高标准的“义”的内涵，也部分地被吸收到儒家的思想之中去了，所以有“居仁由义”的说法，“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义成之。”这才是具有德性的君子。但是，在道家看来，“道”是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而“道”的本质则是无为，作为对“道”的一种自觉遵循，人的德性也应该崇尚无知、无欲、无为。这是一方面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仁义所固有的虚伪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强调顺乎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人应该遵守包括人事在内的作为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最高普遍规律的“道”才是“德”。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德”文化是一个反映人的综合素质的伦理道德文化，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接受教育、受到熏陶而不断前进、发展的，到了今天，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发展。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我们就可以知道“德”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凝聚中华各民族情感、意志，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分裂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各民族大团结、互促进、共发展的强大动力。翻开我国每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各民族都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和修养，就拿回族来说，他们十分重视在日常的教化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对每一个成员的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注重扬善惩恶的教化，并把它作为主导回族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家庭教育中，总是以“止恶扬善”为中心，用具体而实在的事例教诲子孙后代走人生的正确道路。这就是节俭勤劳、赈济贫民、关爱老人和孤儿、孝敬父母、为人宽厚仁慈、强调诚信至上，克己奉公、爱国爱教、顾全大局、追求光明，敢于同伤害生灵的一切恶势力作斗争。在藏民族传统文化中，“德”文化是一个核心。他们强调广积德、除恶念，认为善業生善果，恶業生恶果。把“积德赎罪”当做人生观的基本要求。在这种“德”文化的熏陶之下，藏族人民形成了忍辱负重的民族性格特点。正如有专家所说：“从那些石块砌成的小屋中，从那些黑牦牛毛帐篷中，从那些吃着糌粑、穿着藏袍的人们的心中升起的并不是悲苦、厌世和颓废，反而是一种坚毅的坚强的欢悦的生活信念。”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在“积德”、“赎罪”，为了“积德”、“赎罪”，必须顽强地生活下去。不言而喻，这种观念是深受藏传佛教的“因果报应”消极思想的影响的，与我们现在所强调建设的“德”文化有着鲜明的矛盾和差异，但其中合理的“内核”却是我们应该重视和发扬的，并且应该进一步升华。例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强调吃苦精神和为幸福孜孜追求的奋斗精神、注重和善的伦理思想，以及强调作善事谋善業的止恶为善的品德等，都是藏民族的“德”文化的精髓。同样，蒙古族也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教育，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好客守信、仇视虚伪和奸诈等，都是蒙古族世代传承的习俗和规约，也是蒙古族”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并且用谚语、格言、故事等形式固化下来，成为教育下一代的“传家宝”。例如，“团结之门被毁，福气之墙必倒”，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团结友爱；“我想尽可能地成为你的帮手，而不愿意做你的绊脚石”，教育人们要助人为乐，不要成为他人前进的绊脚石。“祝福的归宿是奶，咒骂的归宿是血”，告诉人们要与人为善，不要作恶造孽等。
总之，中华各民族都为“德”文化的创造、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才使中华民族的“德”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深邃和完善，其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延伸。今天，我们提出的“八荣八耻”正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德”文化的进一步升华，更具有时代的内涵和特征，是现代中华民族美德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