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虽然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也丝毫影响不了他发大财。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获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建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房产价格上扬好几倍，他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党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的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个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精明的康有为，自然不依，联名十几个广东缙绅，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其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就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10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拼。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他在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圆，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就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3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豪奢。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孔雀、麋鹿、猴子等动物。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3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30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4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整个西湖，水天一色、赏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地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圆。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计都得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多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花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他们在康家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他的拜门弟子，得其襄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约160斤大米。仆役每天采购的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1.2万银圆。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七十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会对他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他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素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文人时代的终结。 
　　（继续前进摘自《看历史》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