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最后一天，38岁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研究一个很宏大的课题：美国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与回收。
继2010年的《垃圾围城》系列报道之后，一直在国内与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这一次，他带去了自己的最新作品，历时三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他说想把片子放给美国人看，让他们看看自己所产生的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镜头下繁荣中国的另一面
拍摄《塑料王国》的想法起源于2011年王久良的一次美国之行。当时，他去参观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里，他见到了一辆辆满载着塑料垃圾的集装箱货车。工作人员向他随手一指：“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这让王久良心生疑惑：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回收利用这些塑料垃圾而是要卖给中国？运到中国之后它们又将被怎样处理？带着好奇与不解，王久良走访了华北、华南、华东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进口废旧塑料的基地，深入这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下了这些“洋垃圾”在中国的“重生之路”和一个又一个因此被裹挟的命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商品制造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废旧塑料进口国。多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市场对塑料的需求一直在同步增加。而作为石油提炼的下游化工产品，塑料原料的价格随着近年来国际原油的不断涨价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其成本低廉、利润可观的特点，进口国外的废旧塑料进行加工再利用，成了国内原料市场的大趋势。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对王久良说：“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
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中国废旧塑料的进口量持续猛增。世界上70%的塑料垃圾都被运到了中国。在市场需求背后，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家庭式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分拣、水洗、粉碎、造粒……“洋垃圾”在这些“土作坊”里获得了重生，人们因此获利。但原始粗放的加工模式，带来了不可扭转的环境污染和严重的健康威胁。
在王久良的镜头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工人们坐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将不同种类的塑料分拣出来。说是废旧塑料，其实“垃圾里什么都有”，破衣烂衫、臭鱼烂虾……工厂外，清洗过塑料的水直接被排入了附近的河流，粉红的、黑黄的或是泛着泡沫的废水，侵蚀了庄稼，毒死了鱼虾。周边的居民再不敢喝地下水，尽管已经过得很艰难，每个月他们也要挤出十几块钱去买干净的水喝。
“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
自2008年8月起，在两年的时间里，王久良探访了北京周边460多座垃圾场，行程15000公里，拍摄了四五千张照片和超过60小时的纪录片素材。现实令所有人震惊：光鲜的首都北京竟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场紧密地环绕着。他拿着胶片对导师鲍昆说：“我突然觉得，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王久良给作品起名为“垃圾围城”。2009年12月，凭借《垃圾围城》，王久良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新华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也专门约见了王久良。市政府还出台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资100亿元的专项资金，新建、改建40余处垃圾处理设施，彻底治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一些媒体也先后向王久良发出邀请，给他提供摄影记者的职位。这曾经是他向往的职业，但他犹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担心因为身份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相对自由地表达”。
拍个片子“跟做贼一样”
按照计划，王久良的四人团队将在一年内完成《塑料王国》全部的拍摄和剪辑。但从前期调研开始，他们就不断地遭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和阻挠。很快，钱花得差不多了，东西却没拍到多少。拿到一点儿钱就拍上一阵子，没钱了就又去找。就这样拍拍停停，最终用28个月才完成拍摄。
除了资金，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如何对付人。在这个有太多灰色地带的隐秘行当里，这样的拍摄就是“揭黑”“曝光”。有一次，他们刚在当地租了房子，房东就被人威胁，不得不把他们赶走，房东直接把铺盖行李都扔出了门外。还有一次，他们到河北的一处塑料回收基地做调研，下车才半个小时，当地政府的车就直接开到了他们面前……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拍摄团队从刚开始的四个人减成两个，最后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
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围堵过，也被人打过，很多时候，他都要一边拍摄一边四处张望，“差不多跟做贼一样”。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方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亲友，软硬兼施，希望他能离开当地，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就又转了回去。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污染，而是人心”
《塑料王国》记录了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大大小小的脓疮长得满头满脸;另一个孩子，拿着一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毫无戒备地塞进嘴里玩。而他们的父母正在一旁处理着那些印有各国文字的“洋垃圾”，没有时间和精力管他们，也并不在乎。
跟拍久了，王久良说，他常常感到内心很分裂。一方面，他和塑料厂的业主、工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可另一方面，他又实在没办法喜欢上他们。他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无奈，却还是没办法认同他们的选择。“明明知道是污染，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王久良试图给他们讲道理。可对方往往会说：“水泥厂有污染吧？化工厂有污染吧？都有污染。所以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环境、健康、子孙后代的大概念，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用一种看似无比正常、合理的逻辑化解掉了。
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利益相关者用虚假的繁荣应对着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追问，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这个庞大的产业。而那些贫穷的、生活在底层又缺少选择余地的人，为了被层层盘剥后剩下的一点点微薄利润，心甘情愿地牺牲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健康甚至生命。
“走到下面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污染，而是人心。”王久良说。
（李 昂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5期，王久良图）